在把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中心城市选为外景地的好莱坞动作片中，身负地标重任的建筑，从来不只是那些政府推介的壮美的庞然大物。把贫民窟和国际一流建筑设计师的精心之作塞进同一个画面，能令喜欢戏剧张力的导演、追求视觉刺激的观众和醉心于政治上正确的影评家血脉贲张。

    我很理解后殖民时代西方民众审美趣味中的这种复杂情绪。我更同意，贫民窟所代表的穷人的生活环境也是城市地标。

    中国城市不存在贫民窟，但当低收入人群可能因住房政策而聚居时，防止出现“穷人区”应在政府视野内。近日，国家确立住房保障重点由经济适用房转向廉租房建设，正是各大城市建立新地标观念和建设新地标的契机。

    任志强先生因为提出“富人区”概念，受到舆论攻击。其实，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共用的名词，“富裕”、“富人”、“富人区”固然不是不可以接受审视和批评，因财富集中而导致的“相对贫困”、分配不公造成的“绝对贫困”和“穷人区”更应该得到关注。在任何一个大城市中，因收入分层、房屋供应分众而自然形成的“富人区”、“中产阶级区”、“穷人区”各有各的社会问题。只不过，“富人区”的疏离感和“中产阶级区”的自闭症不适合靠财政解决，但治癒“穷人区”的荒漠化和丛林化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记者、自由撰稿人简·雅各布斯曾写下，拯救廉租住宅区的最好办法，即在还没有开始真正建之前，先做一个通盘考虑。欲将廉租房建设成为新地标而不是“穷人区”，事先的规划设计极为重要。规划设计需要钱。政府若能将此项开销的重要程度提升至与论证、设计地标性公共设施齐肩，知名规划设计事务所、建筑设计大师也会以投身国家大剧院、“鸟巢”前期工作的热情纷至沓来。必要时，房地局也可以公费买几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看看。

    说到底，城市管理者、公共住房产品供应者要先接受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用于规划、设计廉租社区的成本，远低于这个社区作为物质的、精神的或者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存在，令几代、几十代居民收获的各项利益。相反，忽视对廉租社区的规划、设计，其可能导致的管理、维护、发展的高额成本也是无法想象的。且不说，该成本-收益分析尚未计入廉租社区对其外部，即整个城市的深远影响。

    如果2010年，入境赴世博会的客人能把廉租社区视作与“东方明珠”、“新天地”同等重要的参观目的地，一个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会有更特别的说服力。而对于那些保存着“租界”、“华界”及其衍生品“上只角”、“下只角”记忆的人们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有张力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