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是个好东西。对学生们来说，教材就是圣旨，不能拒绝，也不能讨价还价；对出版发行这一“圣旨”的利益相关者来说，在国家规定教材的零售利润不得超过5%的时候，它们的实际零售利润已高达45%至50%。比如高校的教材回扣已经形成了业内较为具体的潜规则：学校按课本定价的100%卖书给学生，书商按码洋的15%至25%折扣给学校，出版商以6.5折至7.5折卖给书商，出版商的成本只占到书价的三四成。还有一些出版商直接把教材卖给学校，给的折扣高达35%。而一般教材的定价少则20元，多则近百元，有的教材还与光盘一起搭售，价格被抬得更高，一套教材的价格有的达300元以上。

　　教辅出版暴利从经济核算方面说根源在于，不管印量多大，其成本核算都是按照印张单价为依据计算。主要遵循如下公式：教材成本价格=[印张单价×印张数量+封面价格改革+插页价格×插页数量]×（1+增值税率）。常理而言印量大图书成本会下降，而教辅定价并未下降，因为印张定价沿用“图书价格=生产成本核算+发行费用+利润+税金”公式，由于生产成本核算包括管理费、财务费用等间接成本，实操中教材定价将回扣、人员增长、工资增加列为成本费用，发行和编写者可按比例提成，导致定价脱离成本，因此有的出版社为谋利便推行高质量、高标准教材，据了解同类教材四色教材比单色教材印张单价高50%。此外，目前教材价格以96年纸价（8500元/吨）核定，而实际纸价现已下降5500元/吨，但课本定价一直没降。

　　竞争的不充分也是导致行业性暴利的重要原因。我国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始终按出版管理部门指定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垄断运营机制。为了克服政策性壁垒的弊端，2002年，国家在安徽、福建和重庆进行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标投标试点。结果是，有的地方新华书店“竭尽全力”让利后，其幅度竟然只有0.3%。教材招投标试点就此流产——据说原因是70%利润都来自教材发行的新华书店，目前“进入市场的条件尚不成熟”。

　　回顾近30年来产业部门的市场化进程，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无论从最初举步维艰的国有商业系统改革，还是近年来才逐步开放的电信、公共事业市场，那些长期习惯于靠行政指令和“一山不容二虎”的企业，都曾有过类似“条件尚不成熟”的借口来拒绝接纳其他竞争主体。

　　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没有使诸如商业、电信市场出现危机和萎缩，多元化竞争主体的出现反而带来了产品和服务的极大丰富。试想，要是没有联通、铁通等竞争主体的进入，现在买手机、装电话说不定还得花上几千元的初装费在电信局门口排队等候呢；三四年前，长途电话费每分钟需付2元多，现在满大街的公用电话亭都打出“每分钟0.2元”的牌子招揽顾客。

　　所以很多人建议，要想终结教材的暴利，就必须开放发行市场，引进更多的竞争者。通过开放，在教材发行出版中造成“鲶鱼效应”，不同的市场主体自然会有办法把教材利润“递减”到合理水平。

　　不过，目前的教材出版发行改革有另一种声音。有人说，大家不要把目光盯住获得特许经营的少数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手上的发行权，因为义务教育阶段，教材将来随着国家和地方财力增强要“免费发放”。但“免费”只是相对学生而言的。在教材印刷出版发行环节，依然是有价的，只不过是在付费的形式上改为政府集中采购而已。所以，如果政府采购环节不公开透明而供货渠道单一的话，出版发行者有可能获利更多。

　　不过笔者注意到，垄断教材的出版发行体系，为某些利益群体提供暴利的同时，也给国家自然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学生的教材都是循环使用的，比如现在的超级牛国美国，学生的教材就是循环使用的，一本教材8个学生使用，一本教材的平均使用寿命5年。德国学生的教材也是循环使用的，为了便于教材的循环使用，学生教材的所有权属于校方。而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薄”的发展中国家，却每年消耗着巨大的森林资源用来印制教材，据统计中国有2亿多大中小学生，一个学生一年至少要使用10册教材，有人估算全国一年要印20亿册教材(算上教辅也许要上百亿册)计算，生产这些教材的纸张要耗费300万亩木材、5.28亿吨淡水和600多万吨的燃料。

　　但是这种现象目前是看不到解决的出路的——奈何一本教材牵动了多少人口袋里的银子，多少人寄生于此。当然笔者不想说因为倾重教材挤占了我们原创资源，导致原创能力不强，导致出版社市场竞争能力不强，导致低档、恶俗图书充满市场，导致人民欣赏水平低下。因为这系列的事件似乎倒过来看更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