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出版和报纸、杂志相比是更加传统的产业，多年来图书出版市场一直风平浪静，几乎很少受到新媒体的冲击。然而，2009年文化体制改制的新政策却把图书出版业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一时间，图书出版领域成为转企改制的新热点。而“钱从哪来，人往哪去”更成为出版改制成功的关键。

    “钱从哪里来”

    成改制难以逾越的坎

    8月14日，上海书展现场，作家出版社建社以来最大的文学出版工程《共和国作家文库》正在举行首发仪式，人们再一次把目光聚集到了这个以文艺类图书立足市场的出版社上。8月18日，当记者拨通正在进行改制的作家出版社社长助理刘方的电话时，正在忙于改制方案汇报工作的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又是问我改制的事情对吗？”作为传统的文化“重镇”，作家出版社自1953年成立，现有8个图书编辑室和《作家文摘》报社，全社员工100人，其中高级职称26人、中级职称39人，有自己清晰的市场定位与渠道，作为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助理，也是此次改制小组的领导成员之一，刘方把改制的难处总结为 8个字“钱从哪来，人往哪去？”他分析认为，改制成本最大的一块是人员费用，包括补缴养老保险费、给退休人员的补偿等；其次是改制执行费用，如改制过程中的资产评估、咨询费用等；此外，还有土地租赁费用等。具体费用各社情况不一。

    刘方表示，在今年5月21日，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2010年底前，中央各部门各单位148家经营性出版社将全部转制为企业，其所属报纸、期刊、音像、电子等经营性出版单位一并转为企业，这个消息被他们视为出版体制改革的正式开始。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方强调，虽然大多数出版社都面临给员工缴纳一笔不小的社会保险这个问题，但作家出版社却是个特例。“早在几年前，我们作家出版社就给全社员工都缴纳了社会保险，所以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几乎不构成压力。”另外，“出版社的大多数中青年员工都十分欢迎此次改制，无形中也给我们减小了一部分阻力”。用刘方的话说，作家出版社早在1995年就开始参与市场的竞争，经过时间的考验，已经基本具备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目前每年几乎都能保持两亿元的产值。

    在谈到该社本次转企改制需要的大概费用时，刘方坦承，社会保险的问题虽然解决了，但转企改制的成本却不是一个小数目，“至少需要5000万-6000万元”。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了解到，实际上完全靠出版单位自身改制的个案极少，大部分都是依靠政府或主管单位给予的支持，有的是采取直接给钱的办法，有的是间接给钱。“靠出版社的自有资金完成改制将会元气大伤。”刘方表示，作家出版社是一个纯粹的文艺类出版社，其上级主管部门中国作家协会因为财力有限，在此次改制过程中几乎没法直接拨款给作家出版社，因此，作家出版社正在积极地申请财政专项资金，希望能够得到国家的拨款，“不管怎么说，年底前，我们一定会完成改制”。刘方说。

    改制将为企业

    带来“十足”的经济效益

    23年前的广西师大出版社依靠27万元的借款才得以成立，时过境迁，这家“小”出版社现在成为一家净资产高达2.4亿元、年销售额6亿元，跨领域的全国性综合出版集团，构建了一条集图书、杂志、电子音像、广告等业务于一身的传媒出版产业链，是惟一一家进入中国出版50强的地方高校出版社，也是国内第一家完成改制的高校出版社。
回顾23年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社长何林夏认为，转企改制是让出版社从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走出去的惟一办法。

    为了能让出版社有“活路”，2000年9月何林夏牵头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南宁等地成立了以“贝贝特”统一命名的文化公司。而正是这一举措让广西出版社充分利用了各地资源，形成完整的经营链条，壮大整体经济。而这时的何林夏发现，在市场中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须摆脱传统出版社的制度束缚并通过与民营资本的结合完成事业单位向企业过渡的改制。

    在改制过程中，广西师大出版社采取了“内涵”式发展的策略，不依靠外力主导、行政组合，而根据客观条件的成熟情况，自筹资金完成了转企改制。

    今年6月，广西师大出版社成功地完成转企改制，而在改制后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就摸索出了灵活的出版运作模式，也为出版社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依托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发展，印刷厂完善设备，除了书籍印制，使企业逐步向制版、商标、广告、包装、宣传品印刷制作领域拓展，提升效益，现总资产4400多万元，年利润200多万元。而现在出版社年利润高达5000万元。全年转企改制拓宽了经营思路——以出版社为主体，大量吸引民营资本。改制后的广西师大出版社，整合杂志社、印刷厂、创建了电子音像出版社、扩大了大学书店，并出资控股、参股了金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广州今日文化广告公司等，发展成为集图书出版、期刊出版、电子音像产品出版、书刊印刷、网络出版、书刊批发零售、教育培训、设计制作、广告会展在内的多元产业，打造了适合于自身发展的一条产业链。转企改制为广西师大出版社带来新的盈利模式，而现在广西师大出版社筹备了亿元资金注入电视媒体以及教育培训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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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接民营资本

    降低出版风险

    对于近期才完成改制的三联书店，其总经理樊希安说道：“三联书店的经济效益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它能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有利于创造效益的调整。而这些成效正是我们转企改制实现内部调整，把每位员工放到最适合他们的岗位上去，使每个人都能发挥他最大的作用。”

    “为什么要改制？”樊希安表示，改制前的三联书店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三联书店过去的管理制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巨大的变化，出版团队毫无活力，经营死板。而三联书店的改制首先体现在用人方式的转变，遵循‘编辑等级制度’，有能力的编辑一年可以赚到28万元的薪水，而业绩不好的编辑甚至要用第二年的工资来弥补今年业务上的漏洞。通过业绩考核，优进劣汰。樊希安说，前几天刚刚把两名业绩效益较低的员工从三级编辑降为四级。甚至出版社最近还与两名经考核不合格的编辑终止了劳动合同，而同时许多经验丰富的员工加入了这个团队。这样的人事制度，在改制前的历史上是不曾有的。解雇员工无疑是痛苦的，但如果能通过这样的阵痛使出版社的业绩蒸蒸日上，对于出版企业的长远发展无疑是良性的。

    对于改制的难点，职工的权益如何保障？如果许多老员工的社保及其他福利待遇迟迟不能落实，他们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人不和自然事不能成。樊希安说：“对此，三联书店的管理层将中国出版集团的资金专款专用，转制前开展排查职工待遇工作，了解每个人情况，不落下一名员工，不损害一名员工利益。
”对于为出版社奉献一生的退休员工，除了退休金，三联书店还会给予年终分红。

    目前三联书店已经完成了企业改制，只差社保对接。但改制后的三联书店，正在准备多种资本合作的尝试，比如目前与一家民营工作室合作开发旅游系列图书，三联投资51%、对方投资49%，而图书策划在三联，民营资本只是进行资金投入，这样可以减少风险，目前吸引资金有近1000万元。

    员工打包办社保

    解决人员福利问题

    接力出版社的转企改制实际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一句话开始的。2006年，当李长春去南宁考察时表扬接力出版社说：“你们社做的不错，可是你们没有改制，所以没有办法对你们多做宣传了。”为了这句话，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和副总编辑郭树坤开始着手转企改制。

    “没有上级支持的改制基本难以成功。”这是白冰回忆在转企改制过程中的惟一感慨。“当时提出改制时，出版社上级部门并没有说要帮助或者协助改制，所以作为旗下的一个出版社，要由我们单独来进行改制，这个因素让我们在改制过程中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劳动部门、财政部门涉及到地方政府对于我们的改制都‘说’很支持，谈到具体帮助和扶持的时候，往往我们就很难得到支持了。而由于我们是较早着手改制的出版社，因此在改制过程中并没有一个明确改制途径和方向，所以我们在改制过程中多少显得有些无从下手。当时相比人员编制却也不足挂齿了，实际上，人员编制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对于新人和老人，我们确实摸索出一些新的解决方法，比如说人员的解决问题：作为出版社的员工，我们提出了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对于新人，我们就是按照企业的章程来规划。对于老人，我们把事业单位的员工‘打个包’到事业出版社下属未进行改制单位做企业的事情。而原来编制内有创造力的‘中人’，我们也会把他的社保关系整体打包到一个事业单位，虽然说做的事情是企业的事情，但是关系还是事业单位。为此，我们也派出专门人员，进行一对一的思想工作。对原在编职工转制前已经参加社会保险的，继续按养老保险制度执行。已离休和退休人员的待遇，仍由承办的社会保险部门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而纵观改制后的接力出版社，郭树坤感慨地认为，接力出版社从机制这块来说，得到了一定的成功。从2001年的盈利3000多万元到去年仅北京图书市场的1.53亿元，可以说是一个跳跃式的发展。今年出版社的销售额以达1.2亿元。

    政府全额支持

    成出版业改制秘籍

    作为国内第一家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出版社——辽宁出版集团目前市值已经高达48.87亿元。辽宁出版集团是在辽宁省委、省政府给予的配套政策支持下，才得以成功的。在政府的配合下，辽宁出版集团实施了现代企业制度下深层次的人事制度改革。对离退休老职工和工龄满30年，以及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的人员,交由省社保局发放退休金，保留事业养老金标准；对辞职人员、辞退人员、未聘人员、落聘人员、救助人员等，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剥离和分流，为转制单位减轻了负担。同时，集团为所有在职职工办理了社会保险，确保职工享受到国家规定的养老、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

    据该出版社负责人介绍，目前辽宁出版集团按照企业的人均劳效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确定岗位数额和内设机构,全员重新竞聘上岗。向社会公开招聘了20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补充到专业技术岗位上，平稳完成了全员“国有人”身份的彻底转变。将社会效益指标、内容质量指标、成本预算指标、费用支出指标等分解到部门和人头，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和成本控制，对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行监督和控制。年度考核时图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直接与编辑收入挂钩；对创造了突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图书和低效、亏损图书，分别制定了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

    毫无疑问，辽宁出版传媒集团的改制方案不仅实现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而且实现了整体改制，无疑其改制方案是较为彻底的。目前，辽宁出版社在国内的出版交易额已高达亿元。

    民营资本

    欲借“改制”抢占出版市场

    杨赣是北京某家民营出版公司的老板。10年前开办出版公司的他一直苦于没有方式能为自己正名，只有依托买书号自行出版图书。而这 10年中杨赣也整整被一些出版社忽悠了10次。而此次出版改制为杨赣的“正名”之路提供了最佳的契机。杨赣笑着说道：“10年出版路熬白了头发，却熬到了机遇。民营资本终于得到了发展的机会。”而杨赣向记者表示，目前他已经筹集了1000万元的资金随时准备投身到改制“浪潮”中。

    书号申领的放开、民营资本得到政府重视，数以百计的“杨赣”正在虎视眈眈地盼望着国内出版社进行改制。

    改制国有出版机构

    将“死”一大批

    国有出版机构是百分百被轰到转企改制行列中的，在这个过程中会死掉一大批。最近几年，无论是热门图书排行榜还是“五个一”工程的获奖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是民营出版机构制作、发行的。民营公司已经深入出版行业的各个领域，且占据很大一块市场。

    与出版行业类似，影视等其他文化行业也存在民营资本大量分食市场的现象，如制作《亮剑》的海润集团、华谊兄弟等，国有企业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是受迫于市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国有文化单位体制改革，也是有关部门不愿意看到国有企业完全失去市场的举措。

    上市“圈钱”不是改制根本目的

    对于出版社改制，记者专访了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教授叶新。刚从英国回国的他，对中外出版传媒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叶新认为，国内的转企改制应该和上市分开。国内目前多把改制和上市联系在一起，认为改制就是要上市。而在国外，许多大的出版集团依然是私有不会选择上市。转企改制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出版物的竞争力，而非所说的政府甩“包袱”。

    “在国外，大多上市的出版集团是因为董事长年纪大了，想通过上市使自己的资产可以套现，把遗产留给后人。而实质上，出版改制上市是不利于出版业发展，企业上市其股票并非被文化企业所购买，而是要求企业能够实现最大的利润，这就如美国无线收购兰登书屋股票，最终又卖给了贝塔斯曼。出版物是为传播文化，出版改制的根本在于摆脱传统出版格局下对出版物的限制，通过市场化竞争来不断完善出版物的质量，并最终达到‘走出去’传播东方文化。

而目前国内出版集团给人的感觉是名声好，也赚钱，上市‘圈钱’对出版业不是好事情。因为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生产的规律不一样，一个是精，一个是量。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因此，转企改制的关键是国家要下决心施放出版社的生产力，而非去放开出版社去‘圈钱’。”

    此外，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大多出版社在改制过程中最为担忧的无非是“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对此，中国出版研究院的一名研究员表示，目前人员的去向有两种解决方式：一、在改制过程中，把老员工的社保关系放到具有一定关系的其他事业单位；二、建立基金会，把员工安放到这里。这两种方式虽说不是具体解决人员安排的根本方式，但是相比其他方式，这无疑是最具可行性的尝试。另外，钱从哪里来？在先前政府提出的政策中多次提到将放宽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出版业。因此，在改制过程中除了可以依靠政府的资金支持，更多的可以从民营资本和外资手中拿到需要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