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具有鲜明的的民族性。按照西方学者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解，文化传播（包括文学艺术、教科书、报刊、影视等等），构成了一个民族“想像的共同体”，其在民族国家建构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当代被大众媒介文化包围的社会氛围中，特别是在媒介传播中的殖民因素侵蚀之下，民族性的自我菲薄和文化的消费性合谋，成为当前文化的一大弊病。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重申文化传播的民族性，如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且要明确倡言文化传播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近代文化传播与民族自卑

　　近代中国遭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有学者指出：“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而是被轰出中世纪的。从世界领先的地位降到后发国家的位置，于是中国文化的心态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崇洋与自卑之间”。在西方入侵和西学东渐的作用下，中国人的西方观发生了整体性、根本性的变化，崇洋心理逐渐取代了“天朝上国”的观念，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心理，并影响到社会意识的变迁。余英时说：“一百年来，在中国文化界发生影响的知识分子，始终摆脱不掉‘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心态。西方知识界稍有风吹草动，不用三五年中国知识分子就有人闻风而起”。

　　教科书是印刷文化传播的形式，在清末民初，也深深地打上民族自卑的烙印。清末废科举、办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把地理作为中小学文化基础课程的必修课。商务印书局出版的《中学中国地理教科书》（屠寄，光绪三十一年初版）“人民”部分，在中国国民的“性质”一段，以“外国人观我性质”，认为“人种驳杂，方言参差，无统一之宗教，无立宪之政礼，其他百般关系，各地不同，故无国民之性质”。该书编者还说：“中国人所最缺乏者，全体之爱国心，非无个人之勇气也。”

　　伴随着民族自信的丢失，是欧洲中心观念的蔓延。1907年版的教科书《人生地理学》在“每个种族的优劣及其未来”一节中提到,现今世界是“最优秀的白种人”控制了地球。民国三年（1914年），中学教科书《人文地理》（供中学四年级下半年之用，该书至1925年共印刷十一次）在“人类种族”一章开篇就指出：“在世界的种族中，组织有强弱，肤色有黑白、性质有柔脆、文化有优劣。总体看来，他们并不在同一层次上。”年轻的学生们被告知，在五个种族中，白种人最强大，但黄种人最丰饶，会逐渐遍及五大洲（傅运森《人文地理》，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9—15页）。

　　近代以来，在面对西方强权时，中心身份的失落，也使国人对于自我的民族身份主体产生怀疑。时至今日，崇洋的心理还残存于不少国人心中。按照安德森的理论，教科书、报刊和文艺是民族“想像的共同体”的主干，在此种因素的影响下，民族自卑成为近代以来国人“想像的共同体”。

　　当下的文化传播与民族性

　　媒介文化是目前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其大肆倡导的消费性加速了崇洋倾向：春节、中秋节、端午节、七夕节等等包含中国价值的节日被报刊鼓吹的洋消费所异化，国庆、“五一”等具有政治意义的节日也被报刊宣传成旅外“黄金周”消费假日。跨国公司的消费逻辑和全球化的西方秩序使一部分国人丧失自我，在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后面亦步亦趋。而一些畅销的文艺作品，表达着西方价值之下的感官、身体、物质欲望，凭藉传媒的巨大作用，也为制造崇洋潮流推波助澜。印刷公司

　　媒介传播所制造的权力因素使洋消费更加具有对受众的控制力。市场的标准成为可供个人复制的模板，流行和时尚内化为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和价值标准。表面上看，人们有绝对自由的选择权和绝对自由的选择空间，但实际上，貌似自由的选择空间已经提前经过了媒体传播的过滤性“选择”。大多数人被媒体控制而不自知，被“匿名的权威”肆意摆布。消费性的文艺产品其实也是一种媒体文化，其作用与广告无异。这种产品在其引领生活品位和生活方式中往往传达出“西方在场”，将欧美人的“幸福生活”作为供中国人复制的模板，对中国消费者在民族身份界定上进行引导和操纵，使他们淹没于通过媒体制造的模拟的西方“符号”和“形象”里，引导大众生活于脱离民族本土的拟像当中，造成新的民族自卑，甚至是民族文化的自戕。这些产品在引领大众的生活的同时，大众也就成为媒体价值宣传的消极顺从者，成为丧失民族性的“沉默的大多数”。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少数人往往比多数人更强有力，多数人由一群没有观点的乌合之众组成”。崇洋者自我意识的丧失正是模仿多数的结果，而这个多数正是媒体制造出来的。即使有不同于此的少数人，也只能按照传播媒介来决定自己的意见。但事实是，“哪里有群众，哪儿就有虚伪性”。鲁迅就看到社会传播的毁灭力：“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感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驸，乃即以大群为鞭，攻击迫拶，俾之靡骋”，于是人们随波逐流，“莫不能自主”。从这个角度说，当前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不是削弱了，而是凭藉传媒的力量被强化了。只不过，其作用是消极的。这正是传媒立场上民族“想像的共同体”。它制造出民族的自卑感，同时迫使所有人接受。

　　民族重建与文化传播的使命

　　尤其如此，我们就更应该以历史责任感担当起民族重建的使命。文化传播要成为表达健康民族精神的“共同体”，就要以正确的价值观弘扬民族自信心。自近代以来，正确的文化传播在引导民族重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曾明确说过：“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他“不过想利用”文艺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们不妨以文学为例，梳理一下新文化对民族使命的实践。

　　对于新文学史，我们分别有不同的阐释：不断革命的历史逻辑，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现代性的获取，甚至还有所谓“晚清现代性”的阐释。各种文艺现象，从表面上看其立场各个不一，但都以重塑民族自信、传播新的国家精神为主流。以晚清为例。清末民初由“维新”主题传达的是对于中国“进步”并融入世界的想像。比如，晚清的科幻小说并非完全的“科学幻想”，亦是一种政治小说，是关于国家未来的乌托邦文学。这类小说上接王韬的《淞隐漫录》等作品，往往通过对理想世界的想像，不仅向国民介绍各种西方科技文明，而且不断地倡导新的国家政治图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和陈天华的《狮子吼》也是对未来中国政治的乌托邦图画，引发人们对宏大的现代化国家的无限憧憬。这些作品的民族意义甚为突出，以致时人有“作为国民之标本”的称誉。也就是说，即使是人们所说的“晚清现代性”传统，也脱离不了传导新的民族精神的范畴。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两大文学主体，“启蒙”也好，“救亡”也好，其实是民族精神建设的两个方面。鲁迅开创的“国民性”探索，京派等人的民族再造观念，抗战文艺的民族精神高扬，毛泽东“工农兵方向”的提出，８０年代新“启蒙”文学的产生，虽说其价值立场有所不同，但整体而言，都在传播新的民族精神。从主题来说，不管是启蒙的新文化改造农民，还是工农兵改造知识分子，不管是城市优于乡村，还是乡村改造城市，客观地讲，也都体现着健康的民族性探索；从人物形象来说，知识分子、农民、工农兵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要人物，也正体现着这一核心。从某种程度上说，民族性建设是中国新文艺传播最重要的传统。

　　新世纪以来，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文艺的传播作用更是不可忽略。这不仅是新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知识分子启蒙精神的延续。在这一点上，各个时期文艺的民族性立场是共同的。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进步文艺，书写着一个民族的希望，昭示着一个国家的未来，深深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一个时代的风尚。这是古往今来人们赞扬进步文艺、呼唤进步文艺的根本原因。”

　　当前，文化传播所负有的民族使命愈发紧迫。由此，我们应当重申“五四”以来新文化传播的优良传统。在民族复兴的使命中，民族精神的重建，一方面是新的文化价值的建立，一方面又要以民族价值体系的核心为基础。事实上，中华文化深厚的道德伦理性，仍是我们民族重塑的基础。在这方面，胡锦涛同志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实也是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新文化价值全面、准确、通俗的表达。健康的文化传播应当传达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推动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民族价值。文化传播的使命是树立伟大民族新的精神，而不是在民族自卑中表达别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