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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经济一体下：中国出版物年销售额“拿不出手”的尴尬

    “我们所遵循的原则是更多地注重服务，依靠宏观、间接管理手段，依靠市场调节和社会社团自律”，新闻出版总署一位官员2006年的一次讲话表明了今后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监管思路。

    新闻出版总署官员也显然感觉到了来自国外出版巨头的压力和中国出版集团“拿不出手”的尴尬：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出版物销售额仅为60亿美元，而仅国外培生集团2004年出版物销售总额就达到了70亿美元，汤姆森集团2005年出版物销售总额达到了80亿美元。

    改制后的出版发行企业 甜头到底有多甜？

    新闻出版总署感觉到了改制后出版发行企业(集团)效益的明显变化。

    “现在的国际、国内图书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中国出版社都是按照新的市场主体要求改造过的出版单位，效果明显。改制后的出版发行企业，国有资产年均增长40%以上，经营收入年均增长30%以上，职工收入大幅提高，效益令人振奋。柳斌杰（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推动新闻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注2]中写道，该文还披露了有关数据：“国内有一百多家重要出版社转制为企业体制，有一千多家报刊出版单位也进行了企业化、市场化改革”“这些集团公司作为中国出版业的重要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竞争，并通过上市融资、股份制改造等措施大大增强了实力。”

    但，改制后的我国出版发行企业（集团），甜头到底有多甜？是自己和自己比，很甜，还是和老外巨头比，很甜呢？

    不过，改制是必行之道。金冠军、冯光华在《中国传媒产业政策的解读与未来转型》中把我国传媒从行政事业单位运行向企业化管理转变视作“第一次革命”，视政府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的传媒产业管控体制，让传媒单位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第二次革命”。

    对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的期待：政府重视传媒产业的竞争力，或许，也是新闻出版业实现真正市场化的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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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媒产业政策的解读与未来转型》认为“传媒的政治属性与功能只是传媒众多属性与功能中的一个”，而在中国，“‘喉舌’论和‘特殊产业’论是我们传媒管理部门一直坚守和奉行的一种理念与实践。其表现就是严格的进入管制和行为管制。可以说，这样的体制与政策很好的解决了‘喉舌’功能的发挥与舆论的引导问题。但是‘媒介机构本身也意识形态化了’[注3]，其结果就是在传媒领域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传媒产业国股一枝独大，产权高度一元，传媒产业却丧失了在市场上应该具备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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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安徽出版集团网站介绍，该集团是集图书、报刊、电子音像及网络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物资供应与经营等业务于一体，兼营房地产开发、商品进出口、内贸、医药等业务，又拥有数码传播、数字出版、信息服务等新兴出版业务的大型文化产业集团。9月18日，安徽出版集团得到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核准，以其出版、印刷等文化传媒类资产参与认购科大创新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的股票，实现出版主业整体上市。11月5日，科大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传媒出版主业（含内容的创作、开发、经纪和推介）、传媒工程技术主业（含内容传播和科研研发为主）将构成重组后的上市公司的两大板块。

    较之业绩和经营活动不公开的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一举一动都在全民的监督之下，如昔日王石针对5•12地震的一句失当之词，会让万科的股价下跌。如果这是一个触发点，我们可以设想，上市后，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业绩数据会公开，基于市场压力，其传媒出版主业将更多考虑市场需求，让其内容表现出基于市场需求上的灵动和创新，而不是象过去，一味考虑社会效益，导致‘媒介机构本身也意识形态化了’。因此，笔者将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暨上市，视为中国政府重视传媒产业的竞争力的信号，最主要的是，笔者认为，这也是新闻出版业实现真正市场化的一个信号，至少是重要的一步。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政府从新闻出版企业（集团）微观管理上脱身，但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网站上的宣传，官员的讲话（如上）去窥感，不管看出，政府对于包括时代出版传媒在内的新闻出版企业上市的有意识引导和鼓励。

    [注1]：见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时代出版传媒成立 新闻出版主业上市第一家》。

    [注2]：见新闻出版总署网站2008年1月2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推动新闻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

    [注3]：见赵丽颖《走出中国媒介产业发展的三个误区》，《当代传播》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