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地产商胆敢“顶风囤地” 

　　我们知道，错误导向的干预主义会导致市场作用的丧失。但我们常常忽略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依靠政府权力来强化市场的走向，也很可能导致市场作用的丧失。土地怎样归于国有，怎样被开发商使用，怎样更好地服务人民，这是一个基本的财产权利问题，也包含着深刻的契约精神，这是政府在“尊重市场”之余，必须努力强化的东西。

　　万丈高楼平地起，万元楼价囤地起。最新一份上市公司年报显示：国内一大批房地产上市公司纷纷大量囤积土地，成为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8月1日《东方早报》）

　　给地产商扣上这顶帽子，似乎并不冤枉：根据建设银行的研究报告，2001年初至今年5月份，开发商累计购置土地21.62亿平方米，实际仅开发完成12.96亿平方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开发商买地的速度明显高于土地开发速度，已出售土地中相当一部分被作为“储备”囤积起来；7月30日，国家发改委的一份报告也明确指出：开发商囤地、捂房现象严重，加剧了供求矛盾。

　　“房奴”仍在叫苦，他人亦已放歌。眼见着房价持续攀升、调控政策一次次成“空调”，地产公司囤地哄价的消息无疑将更加刺痛公众。在政府一直强调控制土地供给的背景下，为什么地产商还能如此肆无忌惮地疯狂囤地，不断助推房价高涨？

　　实际上，开发商“囤地”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昔日的“国六条”就明确强调要制止囤积土地行为，去年国土资源部等部门也先后发布多个通知，要求各地对开发商闲置土地的情况进行摸底，加以强制规定，并要求将囤地居奇者彻底曝光。但这些要求却屡屡落空。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曾有过一个令人振聋发聩的结论——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市场活动中的作用是比较小的。笔者的理解是：我们之所以貌似对市场干预很多，也因此颇受指责，但因为干预的方式不对，思路不对，导致我们空有干预市场的外形，却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效果，即常说的“雷声大、雨点小”。比如，对于政府要不要管房价，一直存在争论。一方声称要从讲民生、讲政治的高度，对房价高调干预，多出台点像南京市“最高价不得高于5月14日”之类的规定；另一方认为这是干扰正常的市场运行，是向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倒退。正是这样各执一词的混乱认识，导致目前各地政府面对高房价，缺少清晰的应对思路和有效的应对措施。

　　要摆脱或简单占领民生道德高地，或盲目相信市场自由，必须建立“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意识。这个概念同样是奥尔森创造的——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奥尔森反复强调：成功的经济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存在可靠且明确界定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力，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

　　尽管“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概念并未受到学界太多关注，但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并致力于市场取向的中国政府而言，有很好的启发：我们现在不缺少市场的概念与价值判断，却非常缺少强化社会各阶层按照市场规则走的强制力；我们过多地强调尊重市场，却对于违反市场契约规则的侵犯者过于手软；我们很清楚一些行为其实就是强取豪夺，却无法通过明晰的权利界定来划清正当获利与强取豪夺的边界……

　　比如，即便都知道开发商在掌握、操控土地，却不懂得用市场手段让他们“吐”出来，迟迟未能将大地块的土地供应改变模式，纠正为分成中小地块推向市场；再比如，明知道很多楼盘都是暴利操作，却摆出一副不闻不问甚至束手无策的架势。尽管我们有卫星遥感、航空拍摄等先进技术，全面清查建设用地非常简单，但各地区具体有多少土地被囤积基本还是糊涂账。

　　我们知道，错误导向的干预主义会导致市场作用的丧失，但却常常忽略：社会转型过程中，不依靠政府权力来强化市场的走向，也很可能导致市场作用的丧失。土地怎样归于国有，怎样被开发商使用，怎样更好地服务人民，这是一个基本的财产权利问题，也包含着深刻的契约精神，这是政府在“尊重市场”之余，必须努力强化的东西。